居里妻子传,祖国的呼唤

Posted by

  居里夫人感动了。她抑制住自己的一些顾虑,在54岁的年纪进行平生第一次重大的正式旅行,承担了这次旅行的种种义务。

  她很少有工夫回梭镇吃午饭,所以又常到拉丁区那些小饭馆去,这是她从前和现在一样独自去的地方;所不同的,只是她那时候年轻,充满了不自觉的希望。

就在这个时候,玛丽·居里收到了一封来自祖国的信。信中说“我们波兰人民敬仰着您,愿您能回国工作。我们的国家因为遭受压迫低下了头,如果您在这里,我们的力量会大许多,可以重新抬起头来,请您不要拒绝。”

  艾芙担心地对她说了这个办法,玛丽又听从了,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动身了。她以为是城市中的喧嚣和灰尘使她不能痊愈,希望比较清新的空气能治好她。

  居里夫人为这种安排所付出的代价是额外的疲劳:由住处到实验室须坐半小时火车。每天早晨,人们都看见她迈着急促的优美步伐到车站去,像是误了什么必须赶上,像是不知疲倦地在竞赛。这个身穿重孝的妇人永远搭那趟气味不好的列车,永远走进那个二等房间,她的身影不久就为这条路线上的旅客所熟悉。

奠基这一天早晨,天空晴朗,的阳光照着大地,波兰共和国总统为研究院放下了第一块基石,居里夫人放下了第二块……波兰的总统亲切地对她说:“你已经离开祖国很多年了,可是对祖国仍然充满感情,祖国的语言也说得这么好,真让人惊讶!”居里夫人郑重地回答总统:“祖国的语言是应该永远记住的。”

  这是一双做了那么多工作的手。

  法国的盟邦也相继求助于居里夫人的才干。从1914年起,她时常到比利时的各医院去。1918年,她带着使命到意大利北方去了一次,研究当地放射性物质的资源。稍后,她欢迎美国远征军约20名战士到她的实验室来,教他们放射学。

居里夫人的朋友为了帮助她,代表她向全国募集经费。他们向全国各地散发传单,上面写着:“为建筑玛丽·居里研究院,您愿意买一块砖吗?”同时,上面还印着居里夫人的题辞:“我最热烈的希望,就是在波兰创建一个镭学研究院。”

  玛丽虽然参加了这次大战,但是并没有成为好战分子,也没有成为宗派主义者。1919年,她仍然是个纯粹的学者。

  思归的心情使她犹疑许久,最后还是写了一封辞谢的信寄往华沙,她心里多么痛苦啊!她仍然答应在远处领导这个新实验室,并且把它交给两个最好的助手去实地管理:波兰人达尼什和卫丹斯坦因。

对于居里夫人来讲,一生中最悲痛的事就是丈夫彼埃尔·居里的逝世,她失去了最好的伴侣和事业伙伴。但她超越了悲哀,继续从事他们共同的事业,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科学工作中。就在这一年,居里夫人再一次获得了诺贝尔奖。一个人两次获得诺贝尔奖,这在以前从来没有过,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出现过第二个。

  瑞果教授后来写道
:“居里夫人也许要算是她丈夫和她发现的放射性物质的牺牲者之一。”

  她冷静地考虑这些可能发生的事,决定了办法:无论什么事发生,她要留在巴黎。不只是她现在担任的救护工作要她留在这里,她还想到她的实验室,想到居维埃路的精密仪器,想到比埃尔·居里路的新建筑。她想着
:“我在这里,德国军队或许不敢抢夺它们,但是假如我离开了,所有的东西都会失踪。”

居里夫人由于长期从事放射性物质的研究,不幸患上恶性贫血症,医治无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她的灵柩和丈夫的灵柩埋在了一起,而在她的墓中,则被撒上了波兰的泥土。居里夫人虽然离开了她所爱的祖国和人们,但她要永远地亲吻着祖国的泥土。

  这是不行的。我希望把它赠予我的实验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律师来?“

  虽然如此,她心里极少快乐!她有种种使她不安的切身烦恼,她想到她中断了的工作,想到她在波兰的渺无消息的一家,还加上她对于全世界的荒谬疯狂的惊惧。她看见成千具碎裂的躯体,听见呻吟和狂喊,这种记忆在长时期内使她的生活总是郁闷的。

可是刚刚解放的波兰太贫穷了,没有钱,怎么办呢?

  她常常冷静地说这一类的话
:“我的余年显然已经不多了。”或是:“在我去世后,镭研究院的命运如何,使我不安。”

  居里夫人奇迹般地找到一个能落坐的地方,并且还能把那个沉重的包裹放在她面前。她决意不听车箱里悲观的谈话,凝视着窗外阳光普照的田野。但田野上的一切是一派失败气象,铁道沿线的公路上不断有向西逃去的成行的汽车。

波兰解放后,玛丽一直在想一个伟大的计划:要在波兰的首都创建一个镭学研究院,作为科学研究和癌症治疗的中心。

  玛丽怀着信心在远处注意着组织和平的人们在工作。

  自从1895年伦琴发现X
射线以来,不用动手术就可以探查人体内部,可以“看见”人的骨骼和器官,并且照出相片来。在1914年,法国只有为数有限的几套伦琴仪器,供放射科医生使用。军事卫生服务机关在几个大机构装备了这种设备,供战时应用,如此而已。

  为抵御她所害怕的袭击,她狂热地用计划和责任在自己周围筑起一道壁垒。她轻视那种一天比一天明显的疲乏,轻视压迫她的一些慢性疾病:不好的视力,风湿性肩痛,时常发作的耳鸣。

  娄蒙路、居维埃路、比埃尔·居里路三个地址,三个时期。玛丽自己没有觉得,她在这一天里已把她那美好而又艰辛的学者生活的道路又经历了一回。

这个运动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各地募集到的砖瓦的数量一天天增加,终于,研究院要开始建造了。

  她注视一个茶杯,想用一把茶匙在里面搅动,但是这似乎不是茶匙,而是一把药刀——一种精巧的实验用具:“这是用镭作的,还是用钍作的?”

  她关上了实验室的门,像许多勇敢的法国女子一样,去当一个白衣护士她立刻取得在卫生服务机关工作的证件。在这个机关里她发现了当局似乎不加注意的缺点,但是觉得这是很不幸的缺点:所有前线和后方的医院差不多都没有X
光检查设备!

玛丽回到华沙,参加研究院的奠基,波兰人民给予她最热烈的欢迎。每所大学,每个城市,都把最高的荣誉头衔赠给了她。

  这些美国妇女慷慨地援助玛丽·居里。但是,作为交换条件,她们亲切、友好地问她
:“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我们愿意认识你。”

  居里夫人的学生人数与日俱增。美国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在1907年赠给玛丽一些奖学年金,使她在居维埃路可以接受一些新生。他们参加到大学雇用的助手和一些自愿来此工作的人中来。其中有一个天赋极好、身材很高的男孩莫里斯·居里,他是雅克·居里的儿子,在这个实验室里开始他的科学生涯,玛丽为侄子的成功感到骄傲,她始终像母亲一样仁慈地对待他。

波兰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经常会受到周围强国的侵略,可是波兰人民从来就不屈服,他们想让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居里夫人多么想离开法国,回到祖国的怀抱啊!这样她可以和波兰人民一起斗争,不会再感到孤独。可是她的科学工作在法国,她的丈夫彼埃尔长眠在法国的土地上,她实在是走不了。尽管如此,为了答谢祖国的深情,她回到了波兰的首都,参加放射学实验室的落成典礼。每次聚会,她都要发言,她说:“波兰人民被外国控制着,但这并不可怕,我们坚信,不合理的事情总有被消灭的时候,祖国的黎明即将到来!”

  一些青年学者在镭研究院里死气沉沉地仪器前面哭泣。乔治·福尼埃是玛丽喜欢的学生之一,他后来写道
:“我们失去了一切。”

  这个孀妇给那本书写了一篇序,追述比埃尔的一生,很克制地悼惜他那不幸的死。

1914年,波兰终于摆脱强国的压迫,取得了独立,挣脱了150年的奴隶的枷索。玛丽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她在给亲友的信中写道:“波兰人民终于见到光明了,我现在的快乐是难以形容的,波兰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

  “不要等下星期,不要等明天,就在今晚办妥。

  居里夫人是教授、研究者和实验室领导人,以同样出奇的强度工作着。她继续在赛福尔教书。她在索尔本被聘为“实任教授”教放射学,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教这种科目的人。虽然她觉得法国中等教育有缺点,可是她对于高等教育深为钦佩,希望能赶上从前曾使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无限惊奇的教师们不久玛丽就着手编她的讲义,在1910年出版一本杰出的《放射学专论》,
共971页,居里夫妇宣布发现镭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从那时以来所得到的关于放射性方面的知识,竟要这样一本巨著才能勉强包罗!

  玛丽笑着回答 :“我还记得你忘了还我!”

  玛丽请布罗妮雅陪她去瑞典,并且把大女儿伊雷娜也带去了。这个孩子参加了这次庄严的集会,24年后,她也要在这个大礼堂里接受这种奖金除了照例的接待和在王宫里晚餐之外,还有一些特别为玛丽组织的庆祝会。她保留着的最愉快的回忆是农村妇女组织的一个庆祝会,几百妇女穿着鲜艳的服装,头上戴着插有点亮的蜡烛的花冠,烛光随着她们的动作闪动。

  美国人在和居里夫人相识之前,已经对她有一种真诚的崇拜,把她列为当代第一流人物。现在她到了这里,和他们在一起,成千成万的人都对这个“疲倦客人的简朴魅力”着了迷,都对这个“羞怯的纤弱妇人”、这个“装束朴素的学者”一见倾倒麦隆内夫人的房子里摆满了鲜花——有个园艺师因为镭治好了他的癌肿,花了两个月功夫亲自培植极美丽的玫瑰花,使它们发芽和开花,以便送给玛丽。

  在这次短期休假之后,玛丽到英国去,后来又到布鲁塞尔去,在那些地方有一些科学上的隆重仪式要她参加。她在伯明翰又接受一个名誉博士学位。

  战争结束了,世界恢复平静。

  恶毒的诬蔑像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一样扑到她身上,并且妄图毁灭她。有一个阴险的运动在巴黎大肆反对这个44岁的衰弱妇人,她因为工作过劳,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居里夫人不知是因为健康好了起来,还是因为老年人的泰然心情已经开始,她变得安祥多了。像一把虎头钳一样紧紧地卡住她的悲哀和疾病,已经放松,时光冲淡了旧日的苦恼1920年5月的一个早晨,一位女士被引进了镭研究院的很小的会客室。她名叫威廉·布朗·麦隆内夫人,在纽约主办一种大型杂志。

  晚上她常常很晚才乘火车回家,家里已经亮了灯。

  重大的日子到了。5月20日,哈定总统在华盛顿将一克镭——或者不如说是象征的镭,赠给了居里夫人。赠她的镭分装许多试管,存放在特别衬了铅皮的匣子里;但是这些试管太贵重,它们的辐射太危险,所以仍旧安全地留在工厂里。一个装着“仿制镭”的匣子放在白宫东厅中央的一张桌子上,大厅里挤满了外交人员、政府高级行政官员、陆海军及大学的代表。

  她对她的女儿说
:“政府要求个人捐助金子,并且不久就要发行公债。我想把我所有的一点金子献出去,加上我的那些对我毫无用处的科学奖章。还有一件事,纯粹因为懒惰,我把第二次诺贝尔奖金仍旧留在斯德哥尔摩,还是瑞典币。这是我们财产的主要部分。我要把它提回来买战时公债,因为国家需要它。

  她异常匆忙地工作着,而且还带着她惯常所特有的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她严厉地要她的学生们作种种预防:用夹子拿装着放射性物体的试管,不碰没有遮护的试管。而她自己却永远不注意这些。她勉强遵照镭研究院的规则,允许人验她的血。她的血液成分是不正常的。这有什么关系!35年以来,居里夫人一直在接触镭,一直在呼吸镭射气。在四年的战争期间,她还受过伦琴仪器发出来的更危险的射线。

  这个从前的斯可多夫斯基小姐,重新想起她受压迫的童年和她青年时代的挣扎。她从前以虚伪和诡诈应付沙皇的官员,在华沙的一些简陋住房里秘密与流动大学里的同志聚会,教斯茨初基的小农民读书等等工作,并没有白费心力。她的“爱国梦”在许多年前几乎使她牺牲她的事业,甚至于牺牲比埃尔·居里的爱。现在这种梦想在她眼前成了事实!

  三十年前,比埃尔·居里因为预感到死神要用偶然事故来夺取他的生命,就怀着一种悲剧的热情埋头工作。现在轮到玛丽,她也接受了这种隐晦的挑战。

  在她面前,前途的轮廓已经很清楚地显现出来了。生物实验室刚刚完工,瑞果教授的助手已经在里面工作,到晚上,人们已经可以看见那个新建筑的窗户里亮着灯光。几个月之后,玛丽也要离开
P.“.N.学部,把她的仪器移到比埃尔·居里路去。

  最会打扮的人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她的脸在周围许多人的脸中间,显出了天然的美,玛丽自己却毫无所知。

  巴黎得救了。玛丽接她的女儿们回来;她们正强热抗议让她们过那种流亡生活。艾芙回学校去,伊雷娜取得护士文凭。

  玛丽的天真微笑引起了普遍的惊讶。玛丽没有带来大学教授的长袍,最妙的理由是她从来没有这种衣服。索尔本教授都必须有一件长袍,但是居里夫人这位唯一的女教授,却把这种打扮的乐趣让那些男子去享用。

  法国只有两种办法对健在的伟大人物表示尊崇:给予荣誉勋位和科学院院士头衔。1910年拟授予玛丽以骑士十字勋章,但是她受了比埃尔·居里的态度的启发,拒绝加以接受。

  因此,居里夫人加入国联工作,是有特殊意义的,她只这一次没有忠于科学研究。

  她准备离别她的女儿们,把她们托付她丈夫的哥哥雅克照料。

  但是她内心并不真正平静,她不甘心这样,她的全部本能都排斥“寿终”这个概念。从远处赞美她的人们,都以为她过了一生无与伦比的生活;但是由玛丽看来,她这一生无足轻重,与她担当的工作是不相称的。

  这样一个动人的忧虑,使那些年轻一代的孩子们哄然大笑;他们一点没有猜想到这种想象升降梯坠落,含有“相对论”上一些高深的问题!

  她参观了匹兹堡的制镭工厂,那一克著名的镭就是这个厂炼制的。在大学里,她又得了一个博士学位!

  她必须抚养两个孩子,供给她们和她自己的生活费用,并且出色地承担一个教授职务。她失去了比埃尔·居里杰出的精神财富,然而她必须把她与这个伴侣一同从事的研究继续下去。他的助手和学生得由她来指示和教导,此外还有一个主要的使命:创立一个对得起比埃尔的实验室,使青年研究者能在里面发展放射学这种新科学,这是比埃尔未能实现的梦想。

  四点钟,一个双扇的门开了,一列人走进来:先是法国大使朱塞昂先生挽着哈定夫人,再是哈定总统挽着居里夫人,再是麦隆内夫人、伊雷娜·居里和艾芙·居里,再是“玛丽·居里委员会”的女士们。

  在居里夫妇的经历中,似乎法国的态度永远在跟着别人走。在1911年这一年的12月,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为了确认居里夫人在她丈夫去世后所完成的出色工作,授予她诺贝尔化学奖金。从来还没有别的得奖人,无论男女,被认为有两次接受这种奖赏的资格。

  在1934年5月一个晴和的下午,她在物理室里工作到三点半钟,疲乏地抚摸着蒸发皿和仪器,这是她的忠实伴侣。她对她的合作者说
:“我在发烧,我要回家去。”

  她乘坐的这列兵车里,只有她一个是“平民”,这辆车慢得令人难以置信,有几次它在田野里一停就是好几小时。有个战士从背包里拿出一大块面包给她,她接受了。从前一天离开实验室的时候起,她就没有工夫吃任何东西,所以饿得要命。

  每星期用几小时计划她的新住房和在梭镇的别墅。

  这些事的进行,并非十分顺利。比埃尔·居里刚去世不久,当局向玛丽提议,征求全国捐款建筑一个实验室。这个孀妇不愿意用多非纳路的灾祸换钱,拒绝采用这种办法。当局就又懈怠起来。1909年,巴斯德研究院的院长罗大夫想出一个慷慨的主意,他要给玛丽·居里创设一个实验室。这样,她就可以离开索尔本,来作巴斯德研究院的明星。

  镭研究院已经恢复工作,在那个明亮的图书馆里的许多科学作品之中,又加上了这一本巨著。灰色的封面上印的著作者的名字是
:“比埃尔·居里夫人,索尔本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化学奖。”

  人们也毋需说到那些新闻记者,他们在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妇人受匿名信烦扰、受暴力的公开威胁而且有生命危险的时候,还有勇气污辱她。后来其中有些人求她宽恕,
说了许多表示懊悔的话,
流着眼泪但是这个罪行已经造成恶果,玛丽被逼得几乎要自杀或发疯,并且因为体力不支,她患了重病。就在玛丽把前途看得极暗淡的时候,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建议向她提了出来,使她极为激动,而且颇费踌躇。

澳门普京赌城 ,  麦隆内夫人参观过合众国各资力雄厚的实验室,知道里面的情形,其中爱迪生先生的实验室简直像一座宫殿。看过那种壮丽建筑之后,再看镭研究院,就觉得它简陋了。这所房子虽然是新的而且也还合用,但是它是照着法国大学建筑的朴实规模造成的。麦隆内夫人也知道在匹兹堡有一些工厂大批炼制镭,她看见过它们发出来的浓烟,以及一长列一长列装载贵重的钒钾铀矿石的车皮她到了巴黎,在一间家具很不完备的办公室里,与发现镭的夫人密谈,她问
:“你最愿意要什么东西?”

  在她看来,安静的、受着威胁的巴黎在九月初的灿烂的阳光下,似乎有一种它从来不曾有过的美丽和价值。但是街上已经在传布着一个消息,其猛烈不下于海啸。德国军队的进攻已被粉碎,马纳战役业已开始!

  她的体温超过40度,这是不能瞒玛丽的,因为她总以学者的谨慎态度自己看水银柱。她差不多不说什么,但是她那黯淡的眼睛露出绝望的恐怖。立刻从日内瓦请来的罗斯教授,他比较了最近几天检验血液的结果,看出血里的红白血球数目都减得很快。他诊断为极严重的恶性贫血症。玛丽很忧虑她的胆囊里的结石。他安慰她,告诉她决不给她作任何手术,并且想尽办法来给她治疗。但是生命正以极快的速度离开这个疲乏的身体。

  她到波尔多去并没有引起注意,但是离开时却引起热烈的评论。一大群人围住这个怪人——“这个要回到那边的女人”。
这个“女人”留心不让人知道她是谁,但是话比平常说得多,尽力想平息那些使人惊慌的谣传,并且温和地说巴黎一定“可保”,
居民一定不会遭到任何危险。

  在一个睛朗的早晨,波兰共和国总统砌了研究院的第一块砖,
居里夫人砌第二块,
华沙市长砌第三块这些仪式毫无正规仪式的拘束!波兰元首斯塔尼斯拉斯·吴哲其耶贺夫斯基惊讶玛丽出国多年后,祖国语言仍旧说得极好;他这样说并非只是出于客气。

  这位老人在1910年2月25日去世。梭镇的墓地在冬季很冷,而且很荒凉,玛丽在那里要掘墓穴的人作了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工作:她要他们把比埃尔·居里的棺木由穴中移出,把居里大夫的棺木放在底下,再把比埃尔的棺木放下去。在比埃尔的棺木上面留了一个空地方,预备将来葬她自己,因为她愿意与她的丈夫同穴,死后永不分离;她在她的生圹前看了好久,毫无惧色。

  从此她再没有起床。她的病没有确诊,有时说是流行性感冒,有时又说是气管:与这种病症的斗争令人失望,却迫使她接受一些令人厌倦的治疗。她突然以令人惊骇的顺从态度忍受这些,并且肯让人把她送进医院去作全面检查。两次X
光照相,五六次分析,仍使被请到这个学者床边来的专家们困惑莫解。似乎没有一个器官有病,看不出明显的病症。只有肺的
X光相片上有她旧有的病灶和有一点发炎的阴影,他们给她用湿包疗法和拔罐疗法医治。当她回到白杜纳码头的住房的时候,既不见好,也不见坏,她周围的人开始低声谈到“疗养院”。

  居里夫人的健康逐渐好转。到1913年夏天,玛丽背着背囊徒步游历昂加地纳,想借此试验自己的体力。她的女儿和她们的保姆陪着她,这一组旅行者中还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他的儿子。几年来,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之间有极好的“天才友谊”,他们彼此钦佩,他们的友谊是坦白而且忠实的。他们有时候讲法语,有时候讲德语,喜欢不断地讨论物理学理论。

  科学还须对这个遗体宣布它的判断。那些与已知的恶性贫血不同的异常症状和几次验血,指出了真正的罪魁:镭。

  老合作者、可靠的朋友、出类拔萃的学者安德烈·德比尔纳,帮助居里夫人照应这十来个人一组的研究人员。

  1923年,居里基金会决定郑重庆祝镭的发现25周年。政府也参加这个表示敬意的庆祝会,议会两院一致通过一项法案,给居里夫人4万法郎年金作为“国家酬劳”,
并规定伊雷娜和艾芙·居里可享有继承权。自从波兰解放之后,玛丽心里就有了一个伟大的计划:她在华沙创设一个镭研究院,作为科学研究和癌肿治疗的中心。

  罗大夫同副校长李亚尔彼此达成谅解,解决了争论。大学和巴斯德研究院共同出资——各出40万金法郎创设一个镭研究院;里面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研究放射学的实验室,由玛丽·居里领导;一部分是研究生物学和放射疗法的实验室,由著名学者兼医生克娄德·瑞查教授领导,专研究癌瘤治疗方法。这两个孪生的研究机构彼此合作,发展镭学。

  她临终的时刻,显示了一个只在表面上软弱者的力量和可怕的抵抗,显示了渐渐冷却的强壮的心,它仍在跳动,不疲倦,不让步。比埃尔·卢依大夫和艾芙每人拉着她一只冰冷的手;还有16小时工夫,生命和虚无都不受这个妇人了。到了黎明,阳光已经把群山染成玫瑰色,并且开始在极明净的天空运行;灿烂的晨光充满了这间屋子,照着床上瘦削的脸颊和无表情的灰色眼睛。死亡已经使她的眼睛定住,她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

  玛丽有一个新研究计划。虽然她的健康日见衰退,她仍把计划完成得很好。她提炼了几公厘氯化镭并且第二次确定了这种物质的分子量。然后她着手离析金属镭。直到那时,她每次制备的“纯”镭,是镭盐这种镭的唯一固定状态。玛丽·居里与安德烈·德比尔纳合作,离析金属镭成功;它能耐受大气因素的作用而不变质。这种操作,是科学中已知的最精细的一种,历史上只作过一次。

相关文章

Leave a Reply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